去年12月，我承办了一起行政赔偿案件。一审法院审理后，以其中一名原告“不是适格的行政行为相对人”为由，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赔偿决定。翻阅卷宗时，我发现此案已历经多轮诉讼，涉及的建筑物均已拆除，而行政机关此前作出的赔偿决定也被撤销过一次。卷宗中有该名原告写下的申诉信，字迹洇染，分不清是墨痕还是泪痕。

　　自审理行政案件以来，我渐渐明白，一名行政法官最大的挑战，便在于“舍得”之间的反复掂量。舍去的是“案结事了”的简单追求，得到的是对权力与权利边界的深刻认知。不同于民事审判重在定分止争，在行政审判中，撤销一个行政决定，可能推翻了一个行政机关的完整执法链条；维持一个行政行为，可能意味着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此落空。这种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的特质，倒逼我在每一次裁判中反复叩问：合法性审查的边界在哪里？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，应当止步于何处？那份常被误解为“保守”的审慎，其实是对权力分置与法治秩序的深沉敬畏。要舍去的是对结案数量的执念，得到的是个案背后的制度逻辑。

　　初到银川中院时，同事们深夜伏案的自觉深深触动了我。行政案件的卷宗看起来比民事案件更厚，从行政处罚到政府信息公开，从房屋征收补偿到行政履职监管，每一个领域都有一套独立的规范体系。前辈们的桌上永远摞着翻得卷了边的法规汇编，合议时随口引用的指导案例让我暗自惭愧。我学会了一个案子反复琢磨三遍——第一遍理清事实，第二遍定位规范，第三遍追问这个判决对未来同类案件会发出怎样的信号。质效管理的科学精细，让我深刻反省了以往那种“案子办好就算”的惯性，转而思考每一个流程节点背后的价值取向。慢下来，反而走得更远。深耕规则、敬畏制度是行政审判的底色，而严苛的专业裁判，永远不能脱离当事人的真实境遇。我也明白了，我最不能舍下的，是那份“看见”当事人真实处境的初心。

　　行政诉讼的当事人，大多是普通群众——被征地农民、工伤致残的工人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遭拒而四处奔波的市民。他们或许写不好起诉状，分不清“复议”与“诉讼”的区别，但他们走进法庭时眼底藏着的，与我在基层法院遇到的每一个当事人并无不同——那是对公正最朴素、最执拗的期待。我仍然会在庭前认真阅卷，在询问中多问一句“你的真实诉求是什么”，在判决之外，尽量让释法说理能被普通人读懂。共情绝非动摇裁判尺度的理由，而是让我在严苛的法律逻辑之外，始终记得这份裁判最终要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

　　这些年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，法官手中握着的，不仅是一份判决，更是一把衡平权力与权利的尺子。感谢组织的培养，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岗位上亲身参与并见证法治建设进程。感谢同事们在合议时的直言不讳，那些坦诚的争论，是行政审判庭最珍贵的传统。

　　行政审判这条路从不平坦，审查尺度如何把握，司法谦抑与依法履职的边界怎样厘清，这些问题并无标准答案。恰恰是这份未知与多元，值得我们用整个职业生涯去探索。选择做一名法院人，便是看淡功利浮名，固守纯粹初心，放下对唯一确定结论的执念，拥抱审判工作特有的复杂与张力，抛开个人得失计较，把每一起案子，都当作写给法治的信笺。

　　那个行政赔偿的案子，最终我们合议后撤销了一审判决，维持了行政机关针对全部原告作出的赔偿决定，并对应予赔偿的漏项进行了补充。事后，行政机关负责人也感慨地说：“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的想法本质上一样，你们指正了我们的不足，我们以后一定更加用心。”判决书送达后不久，原告律师打来电话，说原告虽然认为赔偿金额未尽如人意，但法官的办案态度让他们感到了温情。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很久——不是为了这份判决本身，而是庆幸自己在舍得之间，守住了应当坚守的司法本心。

　　路还很长，我愿继续走下去，无畏且坚定。